中国毒理学会团体会员单位北京市疾控中心卫生毒理所副所长宁钧宇是病理学专业出身，谈起他对责任担当的认识，“2003年抗击非典时，我正在北京大学医学部病理系暨北医三院病理科工作，当时是从临床角度参与非典病理诊断，分析其病变规律，掌握烈性传染病病理学特征，从而指导临床治疗工作”，他又接着说“而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我是一名疾控人，我感到我们之所以疫情防控要比欧美做的好，不仅在于临床救治得力，就传染病而言，传染源的控制和传播途径的有效切断做的好，才能扑灭疫情”。

      为了讲清他理解的责任担当，他补充说明道“2003年我参与非典疫情防控时，从事病理研究只面对疾病本身，并不太关心传播途径的阻断，只是致力于如何有效治疗疾病，现在处于疾控人的身份，我则更关心如何鉴别出病例，迅速隔离，阻断传染！”

      宁钧宇把疫情防控比作战场，强调了医疗救治是对攻上城墙的敌人近身拼杀，消除存量，而疾控人是利用各种手段将敌人援兵压制在更远处，控制增量。只有前方救治和后方控制密切配合，才能达到控制疫情的目标，临床救治和阻断传播同等重要，同为社会公众健康的守护者，无论在哪个岗位上，都要有自己的责任担当！

      作为疾控人的宁钧宇，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恪尽职守，主动挑起他的责任担当。春节之前，他就和同事们一起负责了所在科所新冠肺炎疫情业务培训，特别是对即将被抽调到防控第一线的同志进行专业培训，其中包括新冠肺炎的知识，还有防护要求，特别是消除恐慌情绪，既要完成任务，又要保护好自己，真正实现“零感染”，用他对传染病的认知和经历，为大家普及有关知识，努力做到科学防护、平安归来。科所被抽调走了一大半技术人员，他就和留下的同事保证科所日常工作的高质量完成，同样在守护市民健康的战场上努力担当。

      3月份，他被抽调参加中心对外办公电话咨询工作，立刻变身知心大叔，为市民提供防疫咨询，甚至还有心理辅导。“电话咨询工作，政策性比较强，涉及具体防护技术方面不太多，更多是对防控政策的询问，因为面对的是老百姓，各人有不同具体情况，不能照本宣科，要从技术角度解释相关防控政策的必要性，不然显得太生硬了！”
      在“境外回京人员，有条件可居家隔离”防控要求变更为“统一采取集中隔离”的时机，一位境外回京的孩子母亲打电话来，对这个政策调整表达不满情绪，对孩子滞留在首都机场待检区时间较长很不理解。宁钧宇耐心细致地从防控形势需要，解释了“有条件可居家隔离”可能存在的传播风险，以及境外疫情严重，对北京防控造成的压力等情况。并告诉家长，关于孩子滞留在首都机场等待核酸检测结果，我们同事们夜以继日，加班加点，尽可能地缩短了检测时长，经过一番悉心解释，求得了家长的理解，也赢得了她的支持。
      在宁钧宇电话咨询接听过程中，还有一位老先生三次电话咨询的故事。第一次，这位老先生半夜两三点钟打电话进来，咨询湖北人员返京的政策要求，电话里能够感受到对方的焦虑和不安。经过询问和了解，对方在湖北某地，疫情发生以来，从未下过楼。虽然深夜，但宁钧宇深深体恤着对方的心理，帮助他一起分析返京交通方式的利与弊，综合对方实际情况，建议他乘坐高铁返京，并嘱咐他如何做到恰当防护，平息了对方的忐忑不安。
      宁钧宇第二次接到这位老先生的电话，是时隔一些日子后，又是半夜两三点钟，电话中，对方告诉他自己已经回到了北京，在回龙观家里进行居家隔离，如家人般，宁钧宇关切的询问得知，对方是与女儿一起乘坐高铁返京的，一切都很顺利，就安抚了老先生要严格遵守隔离要求，放下心来，安心生活。
      一周之后，宁钧宇第三次接到了电话，还是半夜两三点钟，电话一接通，他就听出了已经熟悉的声音，宁钧宇如熟人般关心地询问起老先生隔离的情况。对方说，今天已经结束了居家隔离，是想咨询是否有必要进行核酸检测，宁钧宇从防控要求，到这位老先生具体情况，给他作了分析，“在湖北四十多天，一直没下过楼，家里也没有人感染，火车上也都是经过核酸检测人员，更重要的是隔离十四天没有症状，是否进行核酸检测，要看自己意愿，希望他能够放心”，讲述中，宁钧宇很中肯给出了建议。得知对方已经预约了核酸检测，就叮嘱他，要去医院做检测采样时，一定做好个人防护。三个电话，宁钧宇如心理咨询师般，给了老先生家人般的关心和耐心。